夜行植物

长明灯

六月九号,我跟阿利回学校见了老杨。


老杨是我们数学老师,四十多岁,儿子刚上初中。

他的教学风格独树一帜,会给我们讲冷笑话而自己一脸严肃,讲到定理时夹带说起历史,没有任何架子,大家都很喜欢他。他是真的强,带了火箭班之余还带奥数小班,周末开了个培训,基本上没有他讲不清楚的题、带不起来的班。但他也是真的平易近人,听同学跟他开玩笑,课程灵活,就算没有备课都能游刃有余,把数学讲的引人入胜。

印象最深的一次,他不知道怎么喝了酒,来上晚自习时脸颊泛红,步态还算稳健,洋洋洒洒地从数学题讲到宇宙人生,六界都在这里被他整归一了。

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男神。


阿利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。她的成绩总是年级前二十,学习认真,但她又不是那种死学习的类型,很跳脱,神经比较粗,几乎没什么烦恼。很奇怪的,她在高中唯一喜欢的人就是老杨。每次老杨来上课她就目光灼灼地看着他,假装自己没有听懂,下课找他问问题。

有次最过分的,她月考故意把数学考砸了,让老杨给她开小灶。

老杨在外面偷偷代课的事情我们都知道,一节课两百,两个小时,还不是一对一。她那次数学没及格,假装自己知识点完全听不懂,于是班主任让老杨重点关照她一下,给她开了一周的小灶。她会在老杨没课的时候去他的办公室听他讲题,一开始只是一个人,后来被数学课代表交作业时看到了,也跟着一起去。因为老杨很贵,其他学有余力的同学知道了,也跟着要一起,最后老杨不得借了一间教室,专门给大家补课。

我也跟着一起去了。

我记得那间教室,它比我们普通上课的教室要小一些,只有一半,黑板也很小,是那种下面有轮子的白板黑板。那间逼仄的房间里没有空调,老杨一边写,一边流汗,然后跟我们讲题。我也记得那个夏天,蝉鸣声一浪接着一浪,在五楼的教室里都能听得清楚。我想如果四个季节拿出来竞选,一定是夏天要排在第一,太阳把记忆烤成了金色,所有人都裹着一道金光,好像真的有神祇降临而普照,大悲和大喜都变得异常平和。

如果可以,其实我一点也不想毕业。


照毕业照那天阿利站在我旁边,兴冲冲挽着我的胳膊,尽管好几次尝试收敛表情,她依然笑得很夸张,而我努力把自己藏在前排女孩的脑袋后面,想象自己其实是一颗干瘪的芒果干,我想象着自己能够被揉皱和折叠,可以完美地隐藏在前排的长发后。后来拿到那张照片,有些沮丧又并不意外地,我发现其实我没能把自己藏得很好。

就跟我学生时代做过的大部分事情一样,我的努力没有成功,照片里我的整张脸都被摄影师捕捉,表情因为难堪而变形,除此之外,摄影师也很好地捕捉了我局促不安的闪躲,它们帖服在我的身上,教我无处遁形。

那些沮丧的感觉又回来了,我看着照片里的同学们,因为毕业而露出难得的轻松表情,几乎都是笑盈盈的,只有我,只有我阴郁又畏缩,最终也没有对上镜头。


九号我们去了老杨的办公室,来之前阿利跟我讲了她疯狂的计划,她要把老杨逼在墙角,强行把他抱住。我听得颤抖不已,跟在她背后小心翼翼,在办公室看到了老杨。他还是老样子,这几年一直没有变,娃娃脸显得很年轻,胡茬没怎么刮,黑眼圈挺深,看起来有些操劳。跟我们讲话时他就摆出笑脸,笑容冰雪消融,非常温柔。

阿利到底也没有真的把他逼到角落,她拿出自己的校服让老杨在上面签字,签完以后老杨抬起头看着我,问我要不要签。我也记得这个夏天,夏天的蝉鸣并不总是一样的,它们重复的频率有些微妙的不同,在那时候响起,突然把我吓了一跳。阿利以为我没有带衣服,其实我带了,我从书包里掏出我的校服,让老杨签下了他的名字。然后他跟我们讲了些话,寄语和班主任几乎差不多,他问我们考的怎么样,还说大学也不能放松,我们说好。

最后走了,阿利停下来,让老杨抱抱她。老杨愣了愣,伸手抱了抱她,大概有三秒钟,然后把她放开,我在这时候拿出手机,悄悄把他们照了下来。


六月九号以后,我再也没有见过老杨。

其实毕业后三年,大家都陆陆续续回去看过高中老师,但我没有,我没考上理想的大学,没什么见老师的勇气。

但我有给老杨写了一封信。

信里我说起我高二想转文科,他找我谈话那次。那也是夏天,我们都穿着短袖,他说他老婆爱看孝庄秘史,以为自己也喜欢历史,但真正的历史并不一样,如果我真的喜欢,我应该早早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资料,去了解真正的历史,不然只是叶公好龙,所以让我不要读文科。那时候是晚自习的休息间隙,我们站在走廊里,风吹了过来,挺潮湿的。我觉得掌心有点热,拉扯着我的校服,然后他朝我叹了口气。

他说他觉得我很努力,虽然进步不算明显,但他都有看到。他还说理科和文科对我这样的孩子最难选,因为我们就在中间。他说所以我需要综合考虑,让我想清楚了跟他说。

我说好。


老杨给我回信了。

他按照我留的地址寄到我的学校,照例又说了一些寄语,说起来还是那些鸡汤的老三样,要加油,好努力,要相信这个世界。他在最后跟我说,优秀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,希望我能做一个坦荡的人,对得起自己和家人就好了。


那天晚上我给老杨打了一个电话。


换了城市,他没有可能知道我的号码,但他还是接了。

我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问:“哪位?”


似是那会儿才反应过来,我大惊失色 ,慌忙把电话挂掉了。


那天我重新把毕业照翻了出来。

站在队伍的第二排,唯唯诺诺,惊慌失措,十八岁的我。没有对上镜头。

我在看老杨。


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我突然强烈地预感到,在十八岁那个终将被原谅的年纪,因闪躲而怯懦始终不敢说出这句话,我这一生,都将无法坦荡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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